近日，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副主任薛虓乾表示：
从总体规模看，2020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将达26万亿，债务率接近警戒区间下限，“如果按今年规模继续发债，明年可能要进入警戒区间了。”
为了应对疫情冲击，中国今年同时启动了财政与货币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的研究显示，全年杠杆率增幅大约在30%左右，是未来5年的总和。其中，地方政府债务的增加是其中一部分。
国际清算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家庭债务增长约3800亿美元。
今年前六个月，中国家庭债务相对于GDP的比例上升了3.9%，目前中国这一比例为59.1%，高于德国等一些发达经济体，也高于韩国或日本在可比发展阶段的水平。
根据万得数据，今年截至12月2日，中国企业发行了相当于2.3万亿美元的人民币计价债券，已经比2019年总量多出23%。
虽然某些发达国家的政府杠杆率超过了100%，中国显性政府杠杆率（国债与地方债）只是超过40%，但是，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的研究，在中国实体经济总债务中企业债务占六成；企业债务中，国有企业债务占六到七成；国有企业债务中，近一半为融资平台债务。因此，中国公共部门（国企等融资平台）杠杆率超过私人部门杠杆率，与世界其它国家（除日本以外）的情况有所差异。
按照薛虓乾判断，如果按今年规模继续发债，明年可能要进入警戒区间。与此同时，财政收支增速持续倒挂，根据楼继伟的研究，未来公共财政收支压力不减。一是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自然增长率受到限制。二是财政支出增速不减，收支增速持续倒挂。三是潜在养老缺口。楼继伟指出，随着人口逐步老龄化，未来养老预算对于财政收支的压力日趋加大。
政府部门、企业与家庭债务同步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当经济遇到困难后，政府会首先扩大政府债务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并赋予企业更便利的信贷融资环境，这些资金投放后虽然并未很快转变为人均收入的增长，但或许在客观上会给家庭部门传递一个资产价格上涨信号，一些人倾向于投资楼市，使得家庭部门的杠杆率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成为一些城市房价上涨的动力。
核心观点 ：明年对宏观杠杆率的控制已经成为市场共识，但关键是通过什么途径来控制。由于本轮加杠杆的结构和节奏与过去几轮有明显区别，货币政策没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的“紧货币”来实现“紧信用”。同时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的外需持续改善有望使名义GDP增速在紧信用环境下仍然明显回升，有助于“控杠杆”的成功。对债券而言，如果货币政策不进一步引导短端利率中枢上移，那么目前长债的收益率也基本接近顶部。对股票而言，“盈利改善+信用收紧”的组合下往往呈现结构性行情，顺周期行业盈利修复空间较大，而受益于今年疫情的成长类行业继续保持盈利高增长的难度反而增大，两者的估值分化将有所收敛。
控制宏观杠杆率的上升将是明年货币政策的一大目标。今年宏观杠杆率的升幅预计将达到25个百分点左右，仅次于09年的升幅。易纲行长此前提到“货币政策需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适当平滑宏观杠杆率波动”，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重提“总闸门”，这意味着控制宏观杠杆率的上升将是明年货币政策的重点目标。09年宏观杠杆率上升28个百分点后，10年的杠杆率仅上升了3.9个百分点，11年则出现回落。即使考虑到当前货币政策趋紧的程度不如10~11年，明年宏观杠杆率的升幅大概率也将控制在5个百分点以内，市场对此也基本形成了一致预期。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对宏观杠杆率的控制？实现途径的差异对资产价格的表现可能有决定性影响。例如债券投资者最担心的是通过“紧货币”来实现“紧信用”，的确，最近三次融资增速的见顶回落都伴随着货币市场利率的大幅上行，甚至在融资增速已经开始下行后，货币市场利率的上行趋势仍然会持续至少半年的时间，债券的“熊市下半场”也对应这一阶段。股票投资者则对2011年和2018年紧信用下的全面熊市印象深刻。
